1950年台湾白色恐怖下的吴石案:陈诚力挽遗孤配资咨询平台,家属九死一生的隐忍岁月
1950年6月10日,台北的天空阴沉得像是要把所有的秘密都压在心头。吴石将军与副官聂曦、交通员朱枫、陈宝仓将军四人被推上刑场,枪声在那座城的边缘回响。那一天过后,国民党高层的心情并不比街头普通百姓轻松多少——因为他们明知,这场审判已无回头路,却还是有人在为吴石奔走,甚至愿意冒着“通共”之名去当他的说客。
顺着时间往前倒几个月,王碧奎——吴石的夫人,于2月26日被捕。这件事在军营里传开,老兵们私下里议论着:“这女人平时看着没什么事,咋就也进去了?”关押七个月,王碧奎在狱里的日子没什么亮色。台湾那会儿的监狱环境极为简陋,牢房里常常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,铁碗铁勺敲在地上,清晨时分有短暂的安静,之后便是审讯的叫号声。她的社会关系十分简单,平日除了家庭琐事,鲜与外界往来。吴石将军生前有心布局,把一切情报工作都隔绝在她之外,自己扛下所有责任。招供时,他只字未提家人参与。遗书里也特意写下:“此次累及碧奎,无辜亦陷及缧绁。”可这白色恐怖的年代,只要与“共谍”挂钩,便是宁愿多杀一百,也不会放过一个。
到了判决书下来的时候,国民党终极判决书上写明:王碧奎无通匪罪行事证,拟免于处罚。在当时台湾社会,“无罪、免于处罚”六个字,几乎等同于捡回一条命。司法院的老档案里提过,整个白色恐怖时期,冤死的人数至少有十万。街头巷尾的老人回想起那阵风声鹤唳的日子,总说:“只要军警上门,家里人就得把后事都备好了。”
吴石案的判处过程极为仓促。三位二级上将——蒋鼎文、韩德勤、刘咏尧,提出因吴石功勋卓著,建议死缓,结果被蒋介石直接革职。蒋亲自签下处决令,特别军事法庭仅三天流程,连请律师的时间都没留。吴石的结局已无可转圜,而他的夫人的命运,却在一个极微妙的节点发生了变化。陈诚,这位国民党二号人物,正是改变这一切的关键。陈诚与吴石的渊源远溯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,虽无直接师生交集,但陈诚学生时代常读吴石所著《军事理论概要》,甚至后来带兵作战时也常以此教育下属。
插叙一下,他们的情谊还体现在1926年北伐战场。那会儿陈诚染上疟疾,昏迷在阵地,被敌军包围。吴石冒着炮火带警卫冲进火线,把陈诚从死人堆里抢出来,彻夜守在病榻旁。军医后来说:“再晚两小时,陈团长就没了。”这份救命之恩,陈诚一直记得。
回归主线,吴石案发后,陈诚心急如焚,却明白这案子已成红线,动不得。他只能转而关注王碧奎案,先在卷宗上批“暂缓办”,又以体恤遗孀为由,向蒋分析利弊——吴石在军内威望极高,若对家属赶尽杀绝,军心必将动荡。正是这份权衡,才让王碧奎最终获得“无罪免于处罚”。
出狱后的王碧奎,日子并不好过。她不能抛头露面,吴石的女儿吴学成十几岁,带着七岁的弟弟吴健成,靠缝补、帮佣、擦鞋勉强糊口。台湾街头那时多是小贩和流动摊,吴学成的鞋摊常被人踢翻,听见“匪谍之女”的咒骂声也只能忍着。为了让弟弟能念书,十九岁的她嫁给了比自己大十五岁的老兵,却因“政治不正确”的父亲,长年被家暴,日子并不平顺。
插叙一笔:那时台湾老城区,巷子里常飘着咸菜和米饭的味道,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衣裳,街头除了自行车,还有不少人力车。军营里,晨练号声一响,附近居民都能听到兵丁们的脚步声。人们对“匪谍”家属避而远之,买菜都有人故意抬价,生怕沾染上祸根。
吴健成后来考上台湾大学,1980年5月赴美留学,把母亲王碧奎接到美国。而留在大陆的吴韶成、吴兰成则因父亲的绝密身份,一直背着“国民党军官子女”的标签。到了1973年,在周恩来、叶剑英的关怀下,吴石将军被追认为革命烈士,这才让他的家属真正“正名”。
夜深的时候配资咨询平台,台北旧街一座不起眼的弄堂里,还能看到王碧奎出狱后留下的那只破旧皮箱,提手都磨得发亮。没人再提吴石的名字,只偶尔听到邻居说:“这家人,命是真苦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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